丁仲礼：应基于“未来排放配额”来分配各国碳排放权免费下载

20问 题 探 讨应基于“未来排放配额”来分配各国碳排放权丁仲礼去年年底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最终没有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因此需将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延后。其实，有关人士在会议举办前，就普遍预测哥城谈判不可能取得实质性成果，摆在明面上的理由似乎只有一条，即各国或各国家集团间的利益诉求存在着巨大差别，不可能通过两周的谈判予以弥合。当然，一个不能明说的疑问肯定存留在很多国家代表的脑海中，即二氧化碳排放对气候变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产生这样的疑问也非常正常，毕竟过去150年来，气温只上升了0.7℃左右，而二氧化碳当量浓度则至少上升了150ppm。为何要在防止升温2℃的目标下，今后大气二氧化碳当量浓度只允许升高65ppm呢？在哥城谈判的两周中，怀疑温室效应被某些利益集团夸大了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歇，但也始终没有形成主流，因为各国代表都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利益博弈上。必须指出，在发达国家掌握了话语权的现实下，这个利益博弈在起点上就是不公平的。其不公平性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谈判议题设置不对称。谈判的主要议题是“减排”，而不是“未来排放权”分配。一提减排，语义不言自明，即各国都要以不同的形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不同国家间在历史时期形成的巨大排放差别，也可以很少顾及当前人均排放量之巨大差别，当然更不会考虑历史、现实排放都很少的各发展中国家今后需要排放多少。而“未来排放权”分配则不同，它意味着要“好好算算账”，拿出一个可被所有主要国家接受的、公平合理的方案来。因此谈判议题的设置对发达国家有利。话语权不对称。发达国家在谈判前，已经精心设计了一系列的“减排方案”。以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方案为代表，他们都“暗暗”分配给发达国家数倍于发展中国家的未来人均排放权。由于研究不够，发展中国家对这些方案背后的“陷阱”并没有深入理解，当然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勇敢地”考虑提出旨在捍卫自己发展权的全球性解决方案，从而形成话语权的不对称。“道德高度”不对称。发展中国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达国家每年拿出4000亿美元（约合发达国家年GDP总量的1.5%）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适应气候变化，并在低碳技术上消除壁垒，但发展中国家没有说明这4000亿美金“气候债”的计算依据，从而使发达国家掌握了主动，“气候债”演变为“援助”，并在数额上大幅缩水，由此形成“道德高度”的不对称。对谈判破裂担忧程度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