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国资为何突然起诉光伏企业？

在光伏产业里，政企合作一向被视为促进产业发展的共赢典范，民营企业冲锋陷阵、快速扩张，国有资本保驾护航、提供资源支撑。

然而近期却出现了耐人寻味的一幕——地方国资将昔日合作伙伴宝馨科技告上法庭。

这家原本主营智能制造、跨界进军光伏异质结电池领域的上市公司，先后收到安徽蚌埠和内蒙古鄂尔多斯两地中级法院的传票。

一边是政府背景的投资平台，一边是曾被寄予厚望的民企黑马，究竟什么矛盾使得双方从合作走向冲突？在政企合作常被誉为双赢的背景下，地方国资又为何选择通过法律手段起诉宝馨科技？

共赢为何反目？

今年4月下旬，宝馨科技发布公告称，公司近日分别收到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和民事起诉状，两起案件合计涉案金额高达4.7亿元。

原告一方均为地方政府背景的投资平台，被告则是宝馨科技及其子公司、关联方高管等。曾经谋划共同推进光伏项目的合作伙伴，如今对簿公堂。

要解开这一反转谜团，需要先搞清双方当初合作的约定，以及宝馨科技在履约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问题。

2022年，宝馨科技与安徽蚌埠市怀远县政府在光伏新能源高端制造项目上曾一拍即合。

根据公告披露，怀远县政府与宝馨科技签署了《宝馨科技新能源高端智能制造项目投资合同》，随后由安徽大禹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怀远当地的平台公司，原告）与宝馨科技达成《新能源高端智能制造项目股权投资协议》，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10亿元，其中大禹实业认缴出资3亿元，占股30%；宝馨科技认缴7亿元，占股70%，双方均以现金出资。

这一安排下，地方国资提供部分资本金和政策支持，民营上市公司则承担主要投资并主导项目实施，典型的政企合力模式。

然而，根据蚌埠中院受理的诉状，原告指称宝馨科技（包括其子公司项目公司）并未按协议履行出资义务、推进项目建设，亦存在对注册资本金的使用不合规之处。

大禹实业因此请求法院判令宝馨科技方面回购其持有的股权，并支付相应利息和违约金。具体诉求包括，以原告实缴的3亿元出资为基数计算从实际出资日起至起诉时的利息，共计约3.249亿余元，以及按315,452,054.79元为基数计算的逾期违约金（日息万分之二，自2024年7月5日起算至实际偿付日，暂计至10月28日约731.85万元）。

两项相加，索赔总额约3.322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怀远项目上地方投资方认为宝馨科技违约在先，要求后者按照约定价格回购股权并赔偿损失。

当地国资不仅希望拿回投入的真金白银，还追索资金占用期间的成本和项目拖延带来的额外损失。

宝馨科技几乎在同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也布局了类似的政企合作项目。2022年12月，宝馨科技与鄂托克旗诚园绿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当地国资投资平台，原告）共同出资成立了内蒙古宝馨绿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公司）。

工商约定项目公司注册资本10亿元，其中诚园绿能认缴2亿元，占股20%；宝馨科技认缴8亿元，占股80%。项目成立后，原告实际出资1.3亿元，宝馨科技方面实缴2.6亿元。按理说，资金陆续到位后应投入项目建设。然而原告诉称，在2023年8月18日到12月25日短短数月间，项目公司将其注册资本金中的2.5129亿元陆续转入了宝馨科技账户。

也就是说，本应用于鄂托克旗光伏产业项目的巨额资金，被宝馨科技以某种方式抽走，占用了项目公司的现金。

更严重的是，作为项目公司高管层的宝馨科技派驻人员也协助了这一系列资金划转。原告认为这已严重违背了合资协议和项目资金用途，直接危及项目公司的独立运作和原告出资的安全。

于是鄂尔多斯中院的诉状请求法院判令，宝馨科技归还项目公司出资款1.3亿元，并按贷款市场利率支付自2023年12月23日起至清偿日的利息（暂计至2025年2月12日约811.9万元），合计1.3812亿元；同时要求宝馨科技派驻的7名高管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这一指控若属实，性质已从简单违约上升为涉嫌挪用合作资金，令地方投资方不得不通过法律手段追讨资本金并问责相关责任人。

显然，在鄂托克旗项目上，双方矛盾焦点集中于项目资金的去向，地方出资方担心投入的钱被合作方挪作他用，项目本身可能正因此夭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地项目都是宝馨科技高调宣称的光伏产业扩张计划的一部分。宝馨科技原是一家以钣金加工和智能制造起家的苏州上市公司，2021年前后开始跨界进军光伏装备和异质结（HJT）电池领域。

根据公开报道，宝馨科技分别在安徽怀远和内蒙古鄂托克旗布局了HJT电池及组件产能扩张项目，号称规划2GW+6GW的HJT电池与组件生产线，披露的总投资额高达60亿元。

也就是说，怀远和鄂托克旗两个基地是其豪掷巨资打造新能源版图的核心。然而规划宏达如此，公司自身资金实力和管理水平却未能跟上扩张步伐。

从宝馨科技披露的2024年年报数据来看，公司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36亿元，同比下降42.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达7.67亿元

巨额投资压顶叠加行业景气下行，宝馨科技资金链紧绷，甚至发生了拖欠款项被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

2025年3月，苏州市吴江区法院向宝馨科技及其法定代表人马琳发出限制消费令，原因正是公司未按期履行生效判决的给付义务。

据悉，该执行案件申请人为一家设备供应商苏州安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限制消费令禁止宝馨科技及实控人高消费、非必需支出，这通常是企业深陷债务困境的信号。

从资金挪用、出资违约到债务缠身、业绩巨亏，可以说宝馨科技在光伏产业扩张中暴露出战略激进、财务失控的重大失误。

地方国资当初与其合作，无非是看中其技术概念和市场前景，希望借助民企的活力推动当地新能源产业。然而当项目推进受阻、投资款项有去无回，地方政府平台也不得不拿起法律武器自保，原本双赢的愿景演变成了如今的冲突局面。

毒药还是解药？

宝馨科技案例折射出的政企矛盾，看似是个别项目的失败，实际带有近年来光伏产业急剧扩张与深度调整的大背景。

2022至2024年间，光伏制造端经历了产能过剩与价格战的洗礼，电池、组件价格大幅下滑，行业进入大浪淘沙的淘汰赛。

不少激进扩张的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项目难产，亟需外部援手。在此背景下，中国光伏圈近来流传“民企负责冲锋，国企负责收编”。意思是民营光伏企业在前线厮杀拼市场，地方国资委则频频出手托底接盘，一轮又一轮上演着用爱发电，用钱续命的救场戏码。

这种现象引发业界热议，国资在光伏产业的大规模介入，究竟是挽救企业于危难，稳定了产业链，还是在掩盖矛盾？

从近两年的实际情况来看，地方国资在支持光伏企业、稳定市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些深陷经营或财务困境的光伏企业，因有国资背景资金注入而起死回生。

例如中来股份，曾是全球光伏背板出货冠军的背板一哥，却在行业寒冬中几近冻成冰棍，资金链断裂在即。

2022年，浙江省国资委火线接管中来股份，引入省属能源集团出资。国资入驻后迅速采取措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供白马湖实验室的技术支持以提升研发效率，并协调省内上下游企业与其开展业务合作。

在国资全方位赋能下，中来股份渡过难关。尽管2024年上半年仍亏损约3亿元，但在第三季度已扭亏为盈。

又如中利集团，这家曾上榜中国民企500强的老牌光伏及线缆企业，由于多元扩张失策和财务造假，信用崩塌、债台高筑，不得不在2023年1月申请破产重整。

经历一年多艰难等待后，厦门市国资委旗下建发集团携其雄厚信用额度闪现救场，以7.42亿元受让控股股东股权并接管公司经营。

昔日濒临退市的企业摇身变成国资新宠。再看一道新能，这家组件新秀企业凭借TOPCon电池技术一度跻身全球出货前十，但在价格战中IPO折戟，大股东撤资导致资金链濒危。关键时刻，衢州地方国资委果断接盘获得34.05%表决权，成为一道新能的救世主。通过国资背书和资源整合，一道新能得以继续发展。

这些案例表明，当市场周期和技术迭代导致行业洗牌时，地方政府作为投资人介入光伏企业，往往扮演了雪中送炭的正面角色。既缓解了企业资金之急，又避免了一线民企倒下可能引发的就业和产业链断裂风险，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市场信心。

国资大举入场光伏的另一面，则是可能带来产业过剩和市场扭曲的隐忧。因为有政府兜底，一些企业可能会放松风险管控，盲目经营。而国资救场毕竟是非常态手段，不可能照单全收行业内的所有风险。如果救助没有明确的市场退出机制，地方财政也承受巨大压力。